在教科書中,張作霖是殺害革命先驅的軍閥;在評書大師單田芳看來,這位“東北王”可謂亂世梟雄;不過,在張學良弟弟的同學眼中,“張大帥”是個嚴厲的父親。
  這個當時只有五六歲的小男孩,到張家吃飯時,奇怪地發現飯桌上擺滿了美味佳餚,但孩子們只能吃一碗米飯,上面蓋著一層芹菜肉絲。
  “他們家的規矩就是這樣,讓孩子從小養成儉樸的生活習慣。”如今95歲高齡的郄義回憶。
  對今天許多人來說,無論是最新上映的大片還是黑白時代的經典,看部電影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。可是,在一個9歲男孩的印象中,看電影如同一場戰鬥。
  “文革”當中,絕大多數電影成了“毒草”不能公開放映,只能以反面教材的名義在一定範圍內播放。為了看到這些“批判電影”,來自部隊大院的劉俍和小伙伴們想盡辦法:像《地道戰》中的情節那樣,順著暖氣道、頂開窨井蓋、通過化妝室溜進放映禮堂;或者根據《偵察兵技術訓練》里的知識,用“搭人梯”的方法,透過窗戶縫隙往裡瞅。
  “對於同一個時代,兒童和成人的視角會很不同。你可能會覺得兒童的眼光幼稚、簡單和可笑,但另一方面,兒童可能不會帶有階級立場,也不會有刻板印象,因而可能更真實、更親切。”兒童文學作家保冬妮總結道。
  這個北京作家挑選了9位作者,依次從上世紀10年代到90年代出生,請每人寫自己童年的故事,集結了一套題為“中國百年個體童年史”的叢書。
  學者周國平發現,如果把這9本回憶連貫地讀下來,是同一個北京從北洋、抗戰、新中國成立初直到“文革”和改革開放近百年變遷的軌跡。作為這套叢書的主編,周國平認為這種用童年記憶呈現時代變遷的嘗試,為歷史記錄提供了一個特殊的角度。
  在“10後”眼中張作霖像個掌柜老頭,“50後”發現有人挨批鬥還能坦然面對
  就像一場穿越時空的舞臺劇,這部兒童視角的歷史從近100年前開演。
  “開場白”由出生於1919年的郄義講述。在他生活的年代,從北京城去西山還要騎毛驢,照顧富家少爺的保姆叫做奶娘。作為張作霖副官之子,郄義可謂見多識廣。
  在還是小寶寶的時候,他就接觸過清朝貴族後裔、拜見過九世班禪活佛。在孩子的眼中,九世班禪是一個面色褐黑的老人,伸出瘦骨嶙峋的右手,在他的頭頂上一按。
  “我猛然感到,那是一隻多麼有力的手啊!”郄義回憶說。
  相比之下,張作霖是個又瘦又小的老頭兒。在中南海的殿內,他身穿藏藍色緞子長袍、頭戴黑綢瓜皮小帽,好像商店櫃臺後面的大掌柜。當所有人都起身迎接,他不慌不忙地踱到一個古式軟榻上坐下,上面擺著吸鴉片的煙具。母親拉過郄義去磕頭,小朋友還心想:戲臺上見皇帝才下跪喊萬歲,他又不是皇上,憑什麼……
  但另一方面,這位愛擺架子的大人物,在教育孩子方面處事公正。郄義和他的兒子張學詩(後改名張學思)即張學良的四弟是小學同學。班主任對大帥之子很照顧,張學詩在學校里慣於調皮搗蛋,郄義就受過他的欺負。
  後來,校長更換了極其嚴厲的老師。新班主任毫不留情,用荊條製成的教鞭抽張學詩的後背,還打出了血印子。
  事情鬧開後,張學詩的三哥帶著一群衛兵衝進學校。張作霖知道了此事,把兄弟倆責罰一頓,並命令他們去向老師賠禮道歉,還堅持讓那位老師繼續當班主任。
  “現在誰能想象,一個大人物會這樣嚴於律己?”郄義感嘆說,“長大後我才知道這個叫張作霖的人一生做了些什麼事。”
  “長大後”——這是不少人提及兒時記憶最常用的表述。對於“50後”劉俍來說,說出這句話不僅僅是感嘆。
  在《國防綠的小時候》一書中,他回憶了1966年圍觀批鬥會的經歷。批鬥對象是著名的“鬍子將軍”孫毅。當時,昔日的老紅軍穿著沒有領章的軍裝,帶著高帽子,手裡敲著鑼,在圍觀中游街。人群走得非常慢,人們高呼當時最流行的革命口號,每喊一句,孫毅就敲一下鑼,跟著重覆。
  劉俍發現,每當喊起“打倒反黨分子孫毅”時,孫毅自己小聲喊的卻是“打倒老孫”。不僅如此,他一邊喊著口號,一邊像老頑童般偷偷向身邊的小孩眨眼睛。
  等到批鬥會結束,這位生性幽默的將軍依然帶著高帽子,悠閑地邁著四方步回家。面對大院里的小朋友,他還踩著鑼鼓的節奏,把頭搖來搖去,讓高帽上的穗子甩動起來,向不同方向做圓周動作,引得孩子們爆發出一陣陣大笑。
  “那是老一輩革命者的樂觀主義精神。”多年後,長大成人的劉俍說,“那種面對政治風浪,還能保持從容淡定的姿態讓我很難忘。”
  在周國平看來,正是通過兒童好奇的眼睛,才能“見成人所不見,在平淡中見有趣,在平凡中見真理”。
  保冬妮認為,這種來自孩子的聲音和記錄,長期以來被史學界漠視。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,她說:“最近的這百年,是叫我們驚異的時代,可用翻天覆地來形容社會乃至地貌景觀的變遷。也許近代史能記錄那些宏大的歷史事件,但是作為經歷這百年曆史的孩子,他們在哪裡?他們的聲音和文字呢?他們是怎樣生活的?他們有過的快樂和痛苦是什麼?”
  這也是她策劃“中國百年個體童年史”叢書的緣起。她認為,作為政治文化中心,北京的發展歷程,也能夠描繪出這百年來中國的歷史風景。這也是她把作者人群固定在北京的原因之一。
  “10後”身處戰亂也不忘記仰望星空,“80後”生活平穩反為房子犯愁
  “90多年前,多麼遙遠的過去啊……那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童年時代!”當打開郄義所寫的《歲月深處的童年往事》,“80後”左月充滿了好奇,“那時候的孩子是什麼樣?他們生活在怎樣的城市?吃什麼,玩什麼,上學的時候有什麼樣的老師和同學?”
  在她過往的認知中,提起那段歲月,腦海裡不自覺地就蹦出來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”等字眼。她說得出武昌起義、辛亥革命等名詞,也記得魯迅筆下的閏土等文學形象,但還是覺得陌生而遙遠。
  郄義的回憶讓她一下子走進了時空隧道,和老爺爺一起回到往昔。這位圖畫書設計師發現,那個年代的孩子惡作劇的方式和現在差不多。張學詩就會一把按住郄義的後腦勺,拼命地把他按彎腰,然後抬起一條腿,從腦袋上跨過去,在當時這個動作叫“邁毛”。
  她還發現,雖然相隔近百年,孩子們都被大人逼著學畫畫、彈鋼琴。提起童年的美食,無論年老年幼,大家都會流口水。
  最讓左月詫異的是,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、軍閥混戰的年代,小小的郄義即便在上廁所的時候,也不忘仰望星空。他還立下當科學家的志願,研究天上的未解之謎。
  相比之下,左月的心愿可沒有那麼“高大上”。她最大的夢想是住進“大house”。這也是貫穿她《我有大頭、下雨不愁》的一條線索。
  小時候,她住在衚衕的一處大雜院里,一家五口人擠兩間平房。
  她上小學時,搬進了爸爸所在的798工廠分配的12平方米的房子。左月有些自嘲地說:“這一間房子就是工廠的宿舍樓,是50年代初東德專家援建廠區時一起蓋的,當初是為單身職工設計的宿舍。只不過專家們大概忘了,工廠里幾千名單身漢們有一天也會結婚生小孩兒。”
  等一家人把東西搬進屋擺好,基本上等於進屋就得上床了。晚上,左月和爸爸媽媽併排躺在床上,大人們的腳只能放在搭出來的那節木板上。遇到炎熱的夏天,她就打地鋪。第一年買的冰箱,第二年才騰出地方搬到屋裡。
  後來他們又換了房——15平方米的一居室外加一間自建的9平方米平房。
  左月拒絕了記者到家裡採訪,理由是“屋子太小”。她還說,連最要好的朋友也很少來家裡,如果見面都是約在家附近的咖啡館。
  作為第一代獨生子女,左月跟著父母走進肯德基在北京前門開的第一家店,拿美國人的快餐食品當生日大餐吃;晚飯前則在彩色電視機前看日本動畫片《聖鬥士》、《花仙子》和《奧特曼》。
  只是,在她“小時候”即將結束時,趕上了改革開放後特有的悲壯告別——國企改製、工人下崗。
  對於這一轉型,聽著“當工人很驕傲”的說法長大的左月深有體會。當她讀小學時,班長的爸爸是個大商場的經理。有一年聖誕節這位經理送給學校兩棵聖誕樹,掛在上面的彩燈足足閃爍了一個月。班上的同學都羡慕有個經理爸爸的班長,班長也說自己很驕傲。
  左月在書中感嘆:“當我知道何為驕傲並學會正確運用這個詞的時候,工人的那份驕傲卻沒有傳承到我這一代。”
  但實現大房子夢想的重擔,卻壓在了她的身上。她回憶,小時候最愛對奶奶說的話是:“等我長大了給你買大房子,我們每天都住在一起。”
  奶奶沒有等到她兌現諾言就去世了。如今,讓父母搬進寬敞明亮的樓房成為她的心愿。“但我從來沒有對他們說過。”左月說,“很害怕自己實現不了。”
  她甚至想過,有一天,在父母去世前,她會握著他們的手說:“爸媽對不起,下輩子再給你們買房!”
  這些經歷讓保冬妮感到唏噓。她指出,這種對物質追求的坦白,在進入改革開放以後,兒童寫作中越來越明顯。“和半個多世紀前的兒童不一樣,他們不再生活於家庭、社會的陰影中,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,有自己的小小故事;但另一方面,他們對金錢有直白的渴望,這是10後、20後、30後……以至50後、60後都不可能有的童年心理記錄。”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。
   物質年代的“90後”回憶平淡無趣,戰亂年代的“20後”童年跌宕起伏
  起初,保冬妮邀請了一位著名哲學家的重孫女來寫1990年以後的童年記憶。在她看來,這個女生出身書香門第,學習成績名列前茅,是個理想的人選。
  但初稿發來後,她發現“根本無法用”:“寫的不是心裡想的,而是老師要的。類似我如何學習、我如何練鋼琴……就像沒有任何靈氣的木偶,沒有一絲真情實感。”
  保冬妮瞭解到,“她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,媽媽每天帶著她從放學的校門到補習班的大門”。
  最終,21歲的李唐替代了這個女孩。剛剛大學畢業的李唐還在高中時,就榮獲了臺灣的一項詩歌大獎。這個自稱“穿越時空的少年”目睹了通訊工具從傳呼機到大哥大再到智能手機的轉變,還經歷了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、“9·11”和北京奧運會。
  不過,這些重大事件在李唐筆下的記憶里只有短短的500字。反而,他認為“要說在童年我每天最大的樂趣是什麼,毫無疑問,就是動畫片時間”。
  他放學回家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書包甩到床上,迅速找到電視的遙控器,坐到沙發里,懷著激動的心情打開電視——整套動作絕對不到5秒鐘。
  這也讓保冬妮很是感慨。她指出,這段距離我們最近的童年記憶,沒有跌宕的故事,也缺少時代的激情,這是商品經濟時代兒童視野里的真實記錄。他們感受的只是微個體的小回憶,他們關註家庭中的細小變化,卻很難在大時代與大社會的事件與變化中找到自己的足跡。
  “這可能是物質年代兒童的特點吧。”保冬妮有些無奈地說。
  相反,距離最遠的童年之一——來自88歲的章詠所著的《民國女孩淑英子》,就像林語堂筆下的《京華煙雲》那樣跌宕起伏。
  章詠是保冬妮的媽媽,小名叫淑英子。不過,選她來代表“20後”,並不因為她是策劃者的母親。僅僅從履歷上看,這位老人就有太多故事值得回憶。她16歲就參加北平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,21歲到解放區的華北聯大(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)讀書,解放後到剛剛成立的中國少年報社當記者。她參加過抗美援朝,也採訪過彭德懷,還下放過“五七幹校”。
  在她看來,自己之所以從小資產階級轉變為革命者,與童年的經歷有很大關係。1926年年底她剛一齣生,奶奶就說:“這丫頭命不好,她還沒出生的時候,我們家日子多紅火啊,她一齣生,咱們的日子怎麼就往下走了呀!”
  淑英子幼時家境優越,據說當時全城只有4輛小轎車,她家就有一輛。民國臨時大總統曹錕的五姨太和她是鄰居,被她描繪成濃眉修長、眼睛水靈、一頭秀髮的美女。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來她家做客,她記得對方愛吃雞蛋牛奶冰淇淋,“沒有任何架子”。
  事實似乎在驗證奶奶的預言:等到1937年,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,不僅是淑英子這樣的富裕人家,幾乎整個北平的老百姓生活水平都直線下降。
  章家不得不當掉皮袍子、絲綢衣服和金銀首飾等。即便如此,每逢新年,孩子們連件新衣服也穿不上。大年三十的晚上,淑英子的爸爸就全副武裝——暖和的棉袍子、線絨抹虎帽、只露出個眼睛——為了躲債,他直到半夜才哆哆嗦嗦地回家。
  章家就這樣由窮變富,又由富而衰——19世紀末,這戶災年流落到通州的殷實人家落魄成難民,在章詠的奶奶、一個寡婦的帶領下慢慢崛起,殷實的生活讓6個兒女過得衣食無憂,但是隨著日本人占領北平,一切都在風雲變幻中坍塌了。
  “我們總在歷史課本上看到民國初期民族工業的曲折發展。”保冬妮說,“但通過淑英子一個孩子的眼睛,我們看到了這‘短暫的春天’中,一幕幕鮮活的故事。”
   “40後”的童年精神空間常被父母占據,“70後”開始進入以自我為中心的小世界
  當昔日那個叫菊子的小女孩站在你面前時,你發現身高1米8的她已經是老太太了。她已經不再是依偎在父母——著名導演凌子風和電影演員石聯星——身旁的小丫頭,也不再是北京女排的主力選手。如今,凌麗住在一間只有35平方米的公租房裡,一個人孤零零地生活。
  只有回憶起童年,這位66歲的老人才會神采飛揚。她的嗓音開始提高,手不自覺地揮舞,激動得即便坐在空調房間里也是滿頭大汗。
  雖然,她所談起的兒時記憶,和人們慣常提及的童年無關。她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玩具,說不清有沒有和父母一起逛過公園,卻能說出新中國成立時,母親在電影《趙一曼》中飾演女主角,父親正在拍《中華兒女》。
  她用“天邊那顆最亮的星”來形容母親,把父親送給她的貝多芬頭像放在家中最顯眼的位置。
  “我自己沒什麼可寫的,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孩子。”凌麗堅持說。在長達121頁的回憶錄《爸爸背後的菊子》中,她用四分之一的筆墨寫父母的故事。
  但事實上,她和明星父母的交流並不多。甚至凌麗這個大名,都是她自己在即將上小學時,根據外國電影里一個名叫華西麗莎的公主起的。
  小學二年級時,凌麗接到爸爸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。多年後,這個女兒回憶說,她捧著信放在胸口的時候,“覺得熱乎乎的,就好像靠在爸爸身上一樣”。後來幾個月,她把這封信白天放在胸口,晚上拿出來一邊看一邊偷偷地哭。
  這似乎是一代兒童的時代烙印。1957年出生於北京的劉俍,父親是新中國第一批少將。在《國防綠的小時候》這本書中,他回憶了被周總理抱過、在北戴河見到劉伯承、和王朔一起在澡堂里嬉戲的故事。
  對此,保冬妮評論說:“那一代的孩子,很少有自己童年的記憶,他們的記憶全是革命的記憶,也只有在那個年代,我們才可以找到這樣的孩子。他們的童年與父母的經歷聯繫在一起,父母在他們心目中占有巨大的精神空間。”
  有趣的是,當時間推至1970年代以後,這種被大時代裹挾的童年記憶消失了。和菊子一樣,如今36歲的盧悅也是小時候和媽媽一起生活。由於父母兩地分居,他把爸爸當成客人。
  “我很喜歡這個客人,家裡都像過年一樣,客人會帶來很多好吃的。”時至今日,一聽到熟悉的《馬賽曲》,他就能想起聽著爸爸最愛的古典音樂,騎著小馬扎像戰士一樣衝鋒的情景。
  不同於菊子姐姐,盧悅並沒有“一生都站在父母的背後,用整個一生來仰望他們”。這位心理咨詢師的光陰故事,並不像其他人那樣無憂無慮。他的筆下,老師對學生的態度絕對靠分數來決定,他們不再是前輩們記憶里的靈魂工程師,而是一個個會罵學生笨蛋、也會“用死魚眼狠狠剜學生”的普通人。
  “叢林原則已經成為描述的主要情節,男孩子間的爭鬥充滿獵殺之氣,有時甚至讓人吃驚。”保冬妮分析道,“他們的小時候正趕上了時代的改革和動蕩,他們不再被口號教誨,而是被分數教育。競爭和爭奪成了小孩兒世界的目標。”
  她尤其難忘盧悅在書中提到的一個幻想家園。就像童話《潘神的迷宮》中那個無助的小女孩,小悅悅把北京大學附近一個廢棄的倉庫幻想成一方樂土。
  他總會想,如果有一天變成了乞丐,就要藏在這裡,從家裡拿很多被子,然後暖暖和和地待在這裡。他還會給這個倉庫編故事——從清朝大臣的房產到日本人的住宅,這裡堆積了很多舊傢具,這些東西可以讓一個有著福爾摩斯頭腦的歷史學家,考證出一番神秘來。
  但事實上,這隻是個破舊不堪的倉庫,棕黑色的木製屋檐刺向天空,甚至門鎖也積滿灰塵。
  這種從“大時代”到“小自我”的變換,也讓保冬妮很是感慨。“當社會發展趨於穩定,兒童的回憶可能更趨向於本真和自我。”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,“而在大動蕩和大變革的時代,成人都會身不由己,更何況是孩子。”
  回憶童年,讓“60後”熱愛人生,讓“70後”學會如何做父母
 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,“60後”保紅漫的童年可稱不上幸福。在她的筆下,那個時代的媽媽給孩子吃零食是冒風險的,小孩子是要乾家務、會做飯的,吃個茄子還要到一個叫服務社的地方去搶。
  “那時候的人可真是‘左’得厲害,連吃點兒葡萄乾和桂圓乾都算是資產階級思想。”保紅漫在回憶錄《小屁孩保小姨》中寫道。她是保冬妮的妹妹、章詠的女兒。
  有一次,姐姐保冬妮吃了太多的桂圓乾而流鼻血,被髮現後母親挨了一通批評,還寫了“鬥私批修”的思想彙報。
  那是“文革”期間,章詠被下放到“五七幹校”。多年後,保紅漫頗為驕傲地向晚輩炫耀,早在兩歲的時候就自己坐火車了。當時,一群來自團中央幼兒園的小寶寶們,跟著老師一起坐火車去位於河南潢川的幹校。
  在今天看來,那簡直像電影里的黑白鏡頭。幾十個2歲到5歲之間的小朋友,就這樣坐著黑乎乎的悶罐車,一路進行,來了趟“幼兒園大搬家”。
  “饑餓”是保紅漫回憶童年的關鍵詞。她一想起冬天就覺得“快要餓死了”。由於物資供應緊張,冬天幾乎每天都吃胡蘿蔔白菜燉凍豆腐。“簡直太噁心了,現在想起來我都想吐!”保紅漫說。
  或許因此,在《小屁孩保小姨》的書後半部分,她專門寫了自己小時候會做的“美食”。土豆蘸白糖、饅頭蘸白糖、醬油拌飯、面片兒湯……看上去都是極為普通的食材,卻讓她在回憶時饞得要流口水。
  “我覺得你們小時候好吃的東西還是挺多的呀!有些比現在吃得都講究呢!”看完這本書,保冬妮的女兒忍不住問。
  對此,保紅漫回應說:“物資可以匱乏,但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不可以匱乏;生活可能一時半會兒不熱愛你,但你永遠要用熱愛的態度去生活。”
  如果說保紅漫的回憶想講述一種生活哲學,那麼盧悅的文章則想告訴剛剛上小學的兒子,爸爸曾經這樣走過。
  “過去我的父母給我講他們小時候的故事,大多是當時有多苦,爸爸媽媽有多麼不容易。”盧悅說,“但這種視角是俯視的,是為了教育孩子,所謂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,讓人很容易有逆反心理。”
  他還記得連環畫《一塊銀元的故事》。其中一位解放軍班長回憶,自己的父親被國民黨士兵開槍打死,母親被地主殘忍地殺害,姐姐被當做“童女”成為殉葬品。
  盧悅拒絕寫這種“憶苦思甜”式的童年故事。在《悅悅是這麼長大的》一書中,他告訴兒子,自己被數學老師指為笨蛋、書包被扔出教室的經歷。
  “當你的書包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線,飛出教室,裡面的書本和鉛筆盒裡的文具撒了一地的時候,甚至連你的書桌都被扔到了教室外的時候,你能做的就是將自己的心蜷縮起來,讓自己變成石頭,這樣就不會受到傷害了!”盧悅寫道,“這是差生對待老師的最佳方案,不要讓自己有感覺。”
  之所以這樣坦白,盧悅覺得,只有通過平等、坦誠的對話,才能和孩子良好相處,才能扮演好父親的角色。在他看來,自己的父親雖然是北大教師,卻不太懂得父子關係。
  比如,每天到了晚上6點,北大校園裡就會響起廣播台開始播音的前奏曲。曲子一響,小悅悅的眼淚就在眼睛里打轉,因為這意味著他作業時間的開始。爸爸會用高分貝大喇叭的音量在他耳邊怒吼著輔導功課,悅悅的耳朵嗡嗡作響,幾乎什麼都聽不進去。
  不僅如此,他的背還時不時遭受爸爸手掌的擊打,疼不疼都沒有感覺了,只是感到強烈的震動。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那優美的前奏曲旋律中。
  時至今日,盧悅聽到這首曲子,鼻子都會酸酸的。
  在序言里,他這樣寫道:“我知道,在我36年的人生中,我的‘悅悅’從未離開我。正如你將來也許會有同樣的一天,和你的‘豆豆’在某個拐角處撞個滿懷,也許那時你會明白爸爸此時此刻的心情,你會明白什麼叫做‘青山不改、綠水長流’。”
  李唐也在期待與未來的自己相遇。作為這套叢書最年輕的作者,他在書的最後一頁寫道:“有句話說得好:活在當下。沒錯,想那麼多是沒有用的。路是一步步走出來的,我喜歡‘在路上’的感覺,你呢?”
  這也成為這一幕百年大戲的尾聲。
  從近百年前穿長袍馬褂的“10後”幼童到如今玩微信的“90後”男生,從戴紅袖章拍照的“40後”少女到拍彩色照片的“70後”少年,從穿梭在衚衕嘗青杏蜜的“30後”到吃哈根達斯冰淇淋的“80後”……正如兒童文學評論家方衛平所說,這樣的“童年史”,為我們勾勒、保存了20世紀中國人生活中一份特別的歷史線索和生存樣本,讓我們觸碰、感受到一個世紀中個體童年的體溫。  (原標題:溫習童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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